彭曉芸
  2014年度中央機關及其直屬機構考試錄用公務員筆試景觀設計近日結束。據統計,全國共有152萬人通過此次國考報名資格審查,創歷史新高;而實際走入考場的考生為111.95萬人,40餘萬人棄考,也創歷史新高。
  國考熱已持續多年,輿論對年輕人求穩擇業觀的弊端也多有批判,但輿論是輿論,生活是生活,在更票貼多年輕人那裡,人生路徑的設計早已被主流價值觀規劃好,另闢蹊徑意味著需要擁有試錯的資本和建構生活的想象力。
  在這一背景下,中山大學哲學系一對在讀博士夫妻當小販賣起章魚小丸子成了“新聞”。接受融資採訪時,說到畢業生的擇業觀,這對準博士夫妻表示不同意博士生只能當高校教師、公務員才是好職業。“我們當小販也是過一種哲學的生活。整天聊哲學,不如真正實踐一次,挑戰一下。”
  其實,別說當“小販”,在讀博士刷盤子掙點生活補貼在國外很普遍,著名作家嚴歌苓在國外求學期間還當過保姆。而在中國,過分註重“面子”以及“萬般皆下品,西裝外套惟有讀書高”的觀念一直遏制著莘莘學子重新發現生活的激情,多少大學生還沒畢業就準備著過“老態龍鐘”、毫無懸念的生活。
  趕考公務員的學子們,讓人想起了傳說中的“金榜提名時、洞房花燭夜”。如果問問報名趕考的學生,你對所報考的職位瞭解有多少?你對自己所追求從事的公務員工作瞭解有多少?答案多半是“蒙查查”的:反正就是融資謀一個穩定的崗位,瞭解多少又如何?何況,能否考上還未定呢!
  大學生擇業,看似像婚戀那樣,從“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”轉向了雙向選擇的“自由戀愛”。但實際上呢?一種更為隱蔽的“媒妁之言”正在吞噬大學生們的心靈自由,那就是來自社會觀念的“價值契約”。在現代社會,我們熟知了法律條款、經濟合同對人的約束,卻往往不太註意到“價值契約”對人的觀念深深的禁錮。
  然而,價值契約卻是日常生活中更為普遍的一種社會運行機制,它躲在社會心理的深處,在無形當中塑造你的價值觀念和日常行為選擇。相對於法律這種外化的社會約束力,價值契約是一種內化的心理機制和道德偏好,在看似自主選擇的條件下,其實是對社會成員影響最為持久、也最根深蒂固的作用力。
  關於“國考”的價值契約是這樣形成的——根據現有的社會經驗,那些當了公務員的人,日子過得都不錯,既穩定又有高福利,所以,這對你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。
  上述這一價值主張被作為社會正能量和父輩經驗傳遞下來,需要一些外部條件——即對這一主張的不斷印證來作為信念的獎賞,人們會在人際關係網絡中不斷尋找證據來深化這一信念,直到它成為個人價值體系的一部分。最終,大學生在不需要“瞭解”的情況下,也會信奉這一來自社會的“媒妁之言”,先考上再說,也就是先進“洞房”再揭“蓋頭”。
  有人會說,就算是“媒妁之言”,也成就過“美好姻緣”。類似的樂觀也在年輕人的擇業觀中呈現。這使得年輕人未能來得及反思遵循社會的“媒妁之言”有什麼風險,就已經陷入國考大軍的激烈競爭當中了。然而,並不是每一種投入都是一本萬利或多多益善的,國考甚至考研考博就是其中之一。很多大學生並沒有意識到,當他陷入一個盲目備戰的慘烈競爭當中時,他也在喪失其他方面的競爭優勢和個體資源。來自心理學和社會學的一些研究統計表明,當一個人目標越專註越明確時,他也果然如預期的那樣,成就越大,當一個人越被動越不自信時,在完成被動任務時,結果也常常如他之前心理暗示的那樣:本來就沒指望考上,只是給自己增加一個機會而已。
  國考熱是來自社會、家庭的“媒妁之言”,很多大學生抱著一種完成任務好對家長、社會期待有所交代的態度去面對,卻少有認真衡量萬一“蓋頭”真的揭下來,要不要履行這一“價值契約”以及履行它所需要付出的代價。與婚姻選擇可類比的是,職業選擇也存在“因誤會而結合,因瞭解而分手”的風險,但這一風險目前似乎並不被大學生們足夠重視,未被列為職業規劃的重要元素進行風險評估和自主定位。
  當下,大學生的擇偶觀念日益認同“互相瞭解”的重要性,但在擇業問題上,似乎不介意卷入雙盲海選的漩渦反覆折騰自己,對個人和社會,這都不是一個高效率的辦法。改變這一局面,一方面需要改變擇業機會的信息不對稱帶來的盲目性,另一方面則是應試教育體制下,從中學生到大學生的轉變中,需要加強人的社會化訓練,大學生有必要更早瞭解社會運行的內在肌理和各個職業的真實狀況。
  可以說,準博士夫妻體驗小販生活,就是這樣一個主動將自己“社會化”的努力。有趣的是,據媒體報道,這對博士夫妻是在兩人戀愛10天后就瞞著所有人登記結婚的,他們似乎在實踐著一種獨自設計人生邏輯的個體化道路——那就是更為自主且自由地謀劃自己的未來。
  (作者為資深媒體人)  (原標題:準博士體驗小販生活:觀念重塑人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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